民营企业究竟需要怎样的法治营商环境？去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织的“优化民营经济法治环境”调研组，深入浙江、陕西两省的5市22个县区进行调研。

调研不在会议室，而在厂房里。许多调研点都刷新了委员的认知，例如在浙江县级市永康，平均每2.7个人就有一名老板。

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纠纷该怎么处理？这是考验法治营商环境的一大指标。

调研时，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新力经常听到企业家说一句话，“我们不需要特殊政策，我们只需要公平对待”。他感慨：“这个‘公平对待’，就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半个多世纪以前，义乌的货郎们用“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声让当地的商业觉醒。此后，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版图上不可或缺。

“你知道56789吗？”在北京城中心的办公室里，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组织部部长刘雅玲向来访的记者抛出一串数字。

它证明了民营经济的地位——贡献了中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

去年5月，刘雅玲加入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织的“优化民营经济法治环境”调研组，深入浙江、陕西两省的5市22个县区，她想了解民营企业发展状况到底怎样，更重要的是，有法院工作背景的她，想切身体会民营企业究竟需要怎样的法治营商环境。

调研不在会议室，而在厂房

调研不在会议室，而在厂房里。浙江一家物流企业的仓库被大量包裹“攻占”了。仓库的拥挤程度是经济活跃度的一个侧影，“演都演不了”，刘雅玲说。

不能让机器停止转动。刘雅玲印象深刻的是，一名调研地的法院院长告诉她，在新冠疫情最严重时，许多劳动力都回乡了，不能出村。法院院长、检察长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包车去劳务输出大省接工人回来，“拿政府（等部门）的公信力为民营企业争取劳动力，让工人进厂，尽快恢复生产。”

在温州，关于民企的那串数字是“99999”，即民企数量比重、民营经济对GDP贡献比重、工业增加值比重、从业人员比重、税收占比均在90%以上。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新力觉得温州的一家箱包企业转型升级很精准。这家企业不仅生产箱包，更成长为箱包制作的服务平台，原材料、工艺、成品检验、销售渠道，它在平台上建立了一条龙服务。

许多调研点都刷新了委员的认知，例如在浙江县级市永康，平均每2.7个人就有一名老板。

市场经济先发，法治必然先行。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它环绕在企业从成立到发展，甚至不幸失败的全过程中。

刘雅玲在调研各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时，拿着手机拍摄一排排窗口，“我之前不知道，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这么多服务窗口。”朱新力观察到，政务大厅从“最多跑一次”，有的发展到“零次跑”，提供“不见面代办”服务或“送服务上门”。

浙江乐清市政务服务中心推出“拿地即开工”“竣工即领证”的口号，还设立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受理群众和企业在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公共服务事项时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

“做到这种‘丝滑’的程度，需要很多机制体制的协调，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还有职权的匹配。”一名参与调研的工作人员说。

“要救活鱼，让鱼塘能够保留下来”

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纠纷该怎么处理？这是考验法治营商环境的一大指标。

在上海，法庭决定延期开庭时，审判管理系统要求法官输入延期开庭的具体原因，这些信息将通过短信或法院微信公众号实时发送给各方当事人，接受当事人监督。

调研时，朱新力在杭州的一台电脑前，给其他调研组成员展示了浙江法院“一体化办案办公平台”和“智慧大脑”的功能，“案件全流程在线审理，当事人不用跑到法院立案、开庭，大大降低了诉讼成本。‘法院大脑’为法官办案提供全方位智能辅助，办案质量和效率得到明显提升。”

除了诉讼，在提升经营主体感受方面，刘雅玲认为，各地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起到了将矛盾化解在萌芽中的作用。

刘雅玲说，企业遇到小问题，若通过诉讼解决，一旦纳入法院程序，可能会经历一审、二审、再审、执行等过程，在信奉“时间就是金钱”的企业家眼中，并非最优解。若能调解解决，既节约了时间，又将矛盾化解得更彻底。“因为诉讼解决的话，势必有一方心里不那么舒服。”

“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委员们看到了各地在诉源治理方面的尝试。“企业遇到了纠纷，先通过人民调解组织、专业调解组织、行业协会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再诉到法院，既节省企业支出，也让企业合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朱新力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化解纠纷，能让企业主更加省心省力。

一切措施都为了企业能“轻装上阵”谋发展。深圳还建立了涉外商事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探索“香港调解员+内地调解员”和“香港调解员+内地调解法官”等在线联合调解模式，降低不同法域当事人因对法律不熟悉而产生的不信任。

若一家企业的发展走入“死胡同”，完善的退出机制也是考验营商环境的指标。

2019年，温州破产法庭成立，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地级市破产法庭。2020年至2023年，温州破产法庭共受理企业破产案件806件，审结675件，促成了海鹤药业、吉尔达鞋业等一批温州本土龙头企业重生。庄吉集团破产重整案入选“全国破产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破产重整为有发展前景，但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再来一次的机会。通过债务展期解决企业流动性困境，或者为企业寻找新的投资人。有挽救价值的企业再出发，为市场经济注入强劲动能。”朱新力说。

目前全国已设立17家专门破产法庭，100多个中级或基层法院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在上海破产法庭审理的案件中，适用简化程序审理的案件约占三分之一。2020年以来，上海破产法庭简化审理破产案件最快49天审结。

朱新力介绍，浙江高院指导温州、台州等地法院积极开展以企业家为对象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让“诚实而不幸”的企业家与企业同步卸下债务包袱，重新创业，彰显包容失败、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

“要救活鱼，让鱼塘能够保留下来，然后有活水进去，鱼才能更好地发展。”刘雅玲委员说。

贯穿全年的推力

一位参加调研的工作人员观察到，他们组织的“优化民营经济法治环境”调研是全年工作中，委员们报名踊跃的选题。

委员们是带着问题出发的。“你不用跟我讲，直接带我去看吧。”朱新力向记者回忆调研时的场景。遇到当地有人长篇大论汇报材料，他们会当场打断，事先安排好的调研点也可能被临时换掉，这样是为了“看到更真实的一面”。

即便回到会议室，照本宣科也是不受欢迎的。带队的全国政协领导主持调研时，常常提醒，别按稿念，要挑重点、讲要点，尤其希望对方讲需要解决哪些实际问题。

在调研开始前，全国政协社法委工作人员已经编写了150余万字的参阅材料，有针对性地制定调研方案、设计调研路线、甄选调研对象和形式。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调研筹备期，他们在“成绩单”里挖课题，去数据库里找论文，做了大量案头工作。

调研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据介绍，调研组出发前有情况通报会，实地调研回来后有小型座谈会、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和3场专家协商会。优化民营经济法治环境，“实际上是贯穿全年的一个重要议题，有侧重、有聚焦、有深入”。

调研结束后，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徐令义强调，要做好成果转化“后半篇”文章，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的衔接。

其中，调研组对民企反映突出的企业内部腐败问题紧抓不放、一研到底，召开专家协商会，就“建立民营企业内部反腐机制”务实建言。

在报告中，调研组提出6点建议：加快系统梳理，健全完善平等保护各类企业法律法规；严格依法办事，推进规范公正执法司法；完善执法司法政策，依法慎用限制人身财产权的措施；健全制度机制，推进民营企业内部贪腐治理；积极探索实践，完善破产重组制度程序；加强服务引导，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调研时，朱新力经常能够听到企业家说一句话，“我们不需要特殊政策，我们只需要公平对待”。他感慨：“这个‘公平对待’，就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江浩然参加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调研。他认为，国企和民企在政策上尚未完全实现平等对待，部分业务对民营企业进入设置了隐性壁垒。

比如，在项目招标中，表面上看对各种体制的企业一视同仁，可招标条件里设定了某些条款，又把民间投资挡在门外。“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偶有出现，“在工程项目上尤为明显。”江浩然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另外，怎样防止“办了案子，垮了厂子”也是民营企业家尤其关心的问题。江浩然建议，慎用查封、扣押、冻结、限制民营企业家人身自由等手段。

在全国政协社法委“优化民营经济法治环境”调研报告中也提到，有的执法司法机关“重打击、轻保护”，有的公安机关跨省、跨区域选择性执法、过度执法、逐利性执法，对此，应加强追责问责。

参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关调研的委员们，在全国政协与有关部门的交流会上积极发声建言。

“件件有回音”，江浩然委员举了个例子，他去年的一份提案，相关部委派人当面或致电与他沟通。一份书面回复上，“盖着部委大章，而不是某个司的章，说明对此重视。”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0年起施行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是全球首部国家层面优化营商环境的专门行政法规。这一年，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继从此前78位跃至46位后，再提升至第31位，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这样强调。

从第一季度消费的火爆中，江浩然委员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前景。他说，过去经济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作为民营企业家，自己的信心是坚定的。